高考过后便是漫长的等待。此时此刻，千家万户在等待公布分数的同时，一定也正为琢磨报考院校及专业忙得焦头烂额。不过，有些高校的相关统计数据早早就已经出炉了，比如下面这组：

2018年，北京电影学院总报考人次达45077人次，同比增长18.17%，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表演学院报考人数高达9693人次，同比增长13.69%，继续保持最热专业之一。

今年表演本科仅录取50人，比去年减少25人，缩水三分之一；粗略估算，北影表演学院报录比约为194:1，同去年的114:1相比，难度进一步加大。

数据折射出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少男少女怀揣着渴望成为演艺明星的梦想。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在荧屏上可以光鲜亮丽，吸粉无数；在荧幕外，还能够获得不菲的收入。

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不菲的收入自当排在前面。

其实，演艺明星的高收入并不是秘密。只不过最近因小崔爆料引发的轩然大波，再度将演艺明星这一职业推到了风口浪尖。相信当不少人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时，都会被其中的数字惊掉下巴：一直知道明星收入高，但想不到居然这么高！

事出必有因，演艺明星能够这般吸金，也应该有合理的缘由来加以支撑。

学过经济学的人，一定都对曼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超级明星高收入现象给出的解释印象深刻。原文是这么说的：

“……在一些职业内存在收入差距并不奇怪。好木匠赚的钱比一般木匠多，好的管道工赚的钱比一般管道工多。人们的能力与努力程度不同，这些差别都会引起收入差别。

但最好的木匠和管道工没有像演员和运动员中常见的那样赚到几百万美元，用什么来解释这种差别呢？

……

超级明星产生在有两个特点的市场上：一是市场上每位顾客都想享受最优生产者提供的物品；二是使最优生产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顾客提供物品成为可能的是生产这种物品所用的技术。

如果金·凯利是最风趣的演员，那么，每个人都想看他的下一部电影；看两遍风趣性只有金·凯利一半的演员的电影并不是好的替代品。

此外，每个人都享受金·凯利的喜剧也是可能的。因为产生一部电影的拷贝是很容易的，金·凯利可以同时向数百人提供他的服务。同样，由于湖人队的比赛在电视上播出，几百万球迷可以享受沙克·奥尼尔精湛的球艺。”

另外，从市场供求角度来看，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其供给缺乏弹性，且难以被替代；而对明星的需求则是无数消费者累加的结果，因此决定了明星的价格（即收入）必然处在市场高位（参见下图）。  

到了互联网时代，粉丝经济开始盛行。按照《粉丝力量大》的作者张嫱所说，粉丝经济“以消费者为主角，由消费者主导营销手段，从消费者的情感出发，企业借力使力，达到为品牌与偶像增值情绪资本的目的”。明星们大可以很好地运用粉丝与自身的关系来开展经营性创收活动，而这也带来了更为多元化的收入渠道。

以上都是基于行业视角的分析。倘若站得高一点，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审视，那么我们会发现，演艺明星的畸高收入并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而且，此现象还是一种病。

这话不是我胡说八道的，而是出自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之口。

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几十年，2017年与世长辞。

他的研究领域广泛，造诣颇高。诺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鲍莫尔教授是我这一代人之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管理经济学和创新作用等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的创新突破，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1965年，鲍莫尔就发现了科技进步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同时能自然抬高工资的原因：即在技术的辅助下，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会大幅度提高，工人们能够凭借更低的成本生产处更多的锤子、咖啡杯、手表等产品。

可是这却不适用于某些服务业，比如音乐会演出、足球比赛、医生检查、大学讲座等等；换言之，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让这些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有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这些服务业的劳动力，与工厂里从事生产制造的工人们是处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中竞争的，技术进步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工人们的工资便随之上涨；

与此同时，服务业的工资也要随着上涨，否则服务业劳动力就要辞职跑去工厂上班了。但服务业劳动力工资上涨并没有伴随着生产率的提升，间接导致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成本与日俱增。

鲍莫尔用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加以刻画。200多年前，演奏一段莫扎特弦乐四重奏，需要四位音乐家合奏8分钟；而今天演奏此曲，情况与200多年前几乎完全相同。可以预期的是，若干年后再度演奏同样的曲目，演奏时间与人数基本上也很难被压缩。因此可以认为，这一过程中“生产”的效率几乎没有任何提高。

不过，这些音乐家们要经历多年的勤学苦练，还要维系日常生活，那么今天的他们绝对不可能索取同200多年前一样的工资报酬。虽然没有比前几代人更加高效，但是他们的工资还是会上涨，因此这些人的工作将会变得越来越昂贵，甚至还要显著高于制造业部门。

这一发现，堪称是鲍莫尔最具开创性的贡献。在他眼里，这是一种“病态”的存在，因而将其命名为“鲍莫尔成本病”，后人也称之为“服务业成本病”。而这套理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眼下演艺明星高收入的缘由。

当不少人为诸如“自己学历这么高，为社会发展进步做了不少实打实的贡献，收入却与那些明星大腕相差十万八千里”之类的问题而困惑时，从成本病理论中或许能够有所感知：这是因为明星们所处的行业使然，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就像吴晓波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

“前段时间，我与一位40后的老先生交流，他感慨这个世界变了。30年前，他在楼下的发廊剃头，最多一元钱；买一只电子手表，最多40元。

但今天，他去楼下剪头发，理发师剪了没几下，就要收30元；网购一只电子手表，却只要20元。有的东西变得越来越贵，有的东西却越来越便宜，这个世界真的看不懂了。”

既然名字里带“病”，那么肯定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存在着。除了前文中暗示的加剧不同行业间的不公平感之外，这种“病”更直接地体现在国民经济增速放缓之中。

按照经济学的内在逻辑，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更是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转换，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变动规律：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一产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逐步萎缩，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而第三产业逐步上升，最后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然而，由于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着鲍莫尔认为的“停滞部门”，即家政、交响乐、教育等，因此会拉低第三产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水平，且低于第二产业。如此一来，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国民经济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放缓，进而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

就像一个班级，原本全班平均分数在80分，但是新进来了10个成绩中等偏下的学生，让优等生所占比重减少了，全班平均分数自然会降低到80分以下。

这些，也很可能是当前所谓“经济新常态”背后的根源之一。

成本病是否有药可救呢？在鲍莫尔本人看来，这种成本病根本没有治疗方法。鲍莫尔还警告道，那些生产率停滞的服务行业相对成本的增长，将会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1983年，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这意味着未来30年的生活质量将会恶化，因为与生活质量有关的许多服务相对来说将会变得更加昂贵，而批量生产的物品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在鲍莫尔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发达程度远不像今日这般，因此他的理论学说也难免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因而也针对服务业中存在的“成本病”问题开出了药方：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治愈成本病的关键，在于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虽然处在“停滞部门”的音乐会、演出、足球比赛、医生检查、大学讲座们的生产率难有突破，但服务业中并不仅限于这几大类，还有其他的着力点可以挖掘。

如果将“停滞部门”中的服务业各门类叫做生活性服务业，那么除了这些以外的服务业则可称为生产性服务业。而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路。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行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最典型的便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趋势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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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制造业对于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其生产与经营活动越来越依赖金融、租赁、信息服务等服务产业的支持，服务产品作为中间产品的比重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服务业的经营范围也在扩大，对制造业的渗透不断增强，服务业企业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将其生产链扩展到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环节，实现了向制造业的跨界。

简言之，服务业的生产内容逐渐向制造业靠拢，制造业的生产内容也越来越服务化；服务业企业向着设计和开发环节发展，制造业企业则向销售环节进军。

在此背景下，那些以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及科技服务等为主导的生产性服务业获得了极佳的成长土壤，而这些，都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精尖领域。

事实上，生产性服务业与音乐会演出、大学讲座等门类最大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其与制造业生产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制造业的发展会扩大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的产量和雇佣量增加，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大大推动制造业的进步。

比如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它们所属的领域本身并不带来产出，但却能够为现代制造业赋予极大的能量，并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所以，如何克服鲍莫尔成本病，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关键所在，特别是与制造业关系密切的科技型生产性服务业，如电信业、信息服务业、设备租赁业等等。

不仅如此，当前我国长期引以为傲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让适龄劳动力不断减少，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在抬高着制造业成本的持续攀升。

按照根据中国欧盟商会资深产业专家豪尔赫·乌特克所说，到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可能会增长一倍甚至两倍，届时“世界工厂”名号将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泰国、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此时，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克服成本病范畴内，更是关乎到我国能够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

至于低效率高成本的演艺行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繁荣本身并没有错。可是演艺明星的天价收入，对于成本病的克服以及国家科技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着实是有限的。

话说回来，演艺明星凭本事赚钱，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然而相比于演艺明星的超高收入，那些真正从事高精尖技术研发攻关的人，处境似乎并不理想。

前不久，网上曝出了一份中科院院士的平均薪资，上面赫然写着：5688元/月。加上各种津贴补助，年收入也就10多万元。前北大校长周其凤院士更是感慨：

“国家对院士是有优待，但绝对不是副部级待遇。院士享受不到副部级的住房标准，也没有专车接送。医疗上，国家会安排院士体检，但医院不会按副部级待遇来服务。院士最优的待遇就是乘飞机时，凭借院士证，不买头等舱，也可进入贵宾室候机。”

同样是“明星”，这些回报同他们的贡献相比如何，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人有“病”，天知否？或许，一些改变已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