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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洪言

在消费金融行业，助贷大名鼎鼎。不过，助贷似乎遇到了麻烦。近期，无论是网上传出的联合贷款征求意见稿，还是地方监管机构业已出台的管制规则，都在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监管已经盯上了助贷。

助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助贷是连接银行资金和互联网平台流量的主要纽带，也是这两年商业银行零售转型的核心推动力，某种意义上，没有助贷，就没有银行零售转型的成功；另一方面，助贷的发展，深化了金融产业链分工，也会逐步模糊金融与非金融的界限，届时，监管赖以施展影响力的牌照监管，或将遭受根本性的冲击。

正反两面，监管会如何抉择呢？

直白地理解，助贷就是为放贷机构的贷款业务提供支持和帮助。早些年，这种支持是浅层次的，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务的场景化和金融科技化，外部机构的支持越来越深入，从获客深入到风控环节，这才让助贷这种行为获得了“助贷”这个专有名词。

分工协作能显著优化资源配置。在讲究专业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协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比如在制造业领域，分工的细化恰恰是产业链成熟的最主要标志。在金融行业，类似助贷这样的分工协作，也是趋势所在。

就现阶段而言，监管并不反对助贷，反对的是助贷被用错了地方。先来看一则监管规定。

2019年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要求农商行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乍一看，好像监管挺反感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这件事。如果真是这样，五大行、全国股份制银行不都在跨区域经营吗？监管反对的是不具有跨区域经营能力的农商行跨区域经营，而非反对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本身。

同样的道理，监管并非反对助贷，而是反对助贷被用于协助农商行实现了跨区域经营。

助贷是好事，有助于推动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信贷融资的覆盖面，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过，助贷也有其自身的边界，根据协议安排，银行是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对银行的风险评估和贷后管理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若银行不满足这些基本条件，靠助贷做大规模并跨区域经营，会造成相关银行的信用风险过载，给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带来潜在风险隐患。

这是第一点，助贷与跨区域经营。在这个问题上，助贷没有错，所谓的错，不过是工具被用错了地方。

对助贷的管制中，还有一条，就是不允许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并要求助贷机构向放贷的金融机构开放必要的风控数据。

这一条，则涉及到牌照监管问题。牌照监管的有效性，以持牌业务边界的清晰性为前提。监管禁止持牌机构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就涉及放贷牌照的边界问题。

在牌照监管的现有体系下，类似的规定比比皆是，比如在对聚合支付商的管理中，就明确要求聚合支付商不准碰触“商户资质审核、受理协议签订、资金结算、收单业务交易处理、风险监测、受理终端及网络支付接口主密钥生成和管理、差错和争议处理”等业务，一旦过界，就是非法从事持牌机构业务，这些业务就是收单持牌机构与非持牌机构的边界。

问题是，从消费金融行业发展的趋势看，牌照边界的模糊化似乎是大势所趋，反过来就会消解牌照监管的有效性，成为监管机构真正的“心腹大患”。

分工的细化与合作的深化，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模糊所有权的边界。当你90%的业务来源于单一客户时，你究竟在为老板打工，还是为这个客户打工，某种意义上没有区别。正如《在平的世界中竞争》这本书中提到的一句话，“如果你购买一个工厂100%的产品，那么你在法律上是否拥有这家工厂还有任何意义吗？”

金融业也在经历一个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过程，巨头在搭建开放平台、为银行获客导流的过程中，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当开放平台为某家银行供应90%以上的客户时，银行牌照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巨头在法律意义上是否拥有一家银行牌照，反倒不再重要。

当一家家互联网非持牌机构，以助贷的方式，成为一家家中小银行最核心的客户、风控和科技供应商时，非持牌机构不持牌却胜似持牌，基于牌照的监管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监管而言，这显然是个值得警惕的新变化。本能地反应，或许应该将趋势扼杀在襁褓中，以维系现有监管体系的稳定性，但这种做法有效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美国银行业与监管机构的斗争史。

20世纪30年代，为根治银行业恶性竞争乱象，美国推出了“Q条例”，禁止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定期存款利率也不得超过2.5%。

“Q条例”有效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对于大萧条后重建以及战后经济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1940年之后，美国CPI开始飙升，CPI与存款利率的倒挂，使得银行存款步入负利率时代。储户开始用脚投票，银行业则持续面临资金流出压力。数据显示，1946-1960年，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中，活期存款占比从29%降至16%；1951-1960年间，银行存款增速环比上个十年下降近50个百分点。

在严峻的竞争压力下，1961年，花旗银行推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实现了定期存款的活期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活期资金的计息问题，变相绕开了Q条例，引发同行纷纷效仿。

顺应市场变化趋势，监管机构不得不放松存款账户管制。1970年，监管当局正式取消对10万美元以上大额存单的利率限制，1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存款依旧实施利率上限管制，结果又导致对小额存款人的利率歧视。

存款不到10万元，就不能享受高利率吗？这个时候，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创建了一只基金，以100美元为单位卖给投资者，专门投资于大额定期存单，变相消解了对小额存款人的利率歧视，受到市场追捧，史上第一支货币市场基金就这么诞生了。

渐进的创新容易得到监管的认可，但当金融机构高歌猛进地直接冲击监管规则时，矛盾就出现了。1970年，马塞诸塞州一家互助银行创设了一种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 account），本质上属于一种可计息的活期账户，直接挑战Q条例关于不准对活期存款账户付息的规定。监管机构出手制止，银行则选择对簿公堂，1976年，法院判断监管机构败诉，其他商业银行纷纷效仿；1980年，《放松存款机构管制和火币控制法令》生效，NOW account被监管机构正式认可。

之后，美国存款账户管制放松开始加速，1986年，美联储取消了对非活期账户的利率上限管制；2011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出台，取消了不得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限制，彻底废除了Q条例。

以上，是美国银行业与Q条例的斗争过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美国银行业依靠产品创新，逐步消减了Q条例的约束，成为推动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

最大的启发就是，没有什么是恒古不变的。监管制度并非不可挑战，制度的兴废取决于趋势的变化，还是那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CDO、CDS等复杂衍生品被视作罪魁祸首，反对金融创新成为国际和国内金融界主流的声音，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却在公开场合提到，“今后还是要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但同时要考虑这种创新是否能为实体经济服务，为资源配置、价格发现、风险管理提供服务”。

以助贷为标志，金融产业链在不断深化，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说是突破了现有监管的框架，也可以说是一脚踏入了监管空白地带。但从监管与金融机构漫长的博弈史中不难发现，只要创新要有助于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金融基础功能的实现，监管终究会向创新“妥协”。

助贷是消费金融产业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现，能有效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属于金融行业发展中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对监管机构而言，要禁止助贷很容易，但要扭转这种趋势很难。趋势之所以是趋势，就在于趋势向来不可逆转，禁了一个助贷，必然有更多地“助贷”变种冒出来。

所以，中短期来看，正确的做法或许是，把助贷视作中性的工具，不禁用工具但禁止错用工具。长期来看，趋势消解的是牌照监管的有效性，顺应趋势的前提，是尽快从牌照监管的框架中解脱出来。（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