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这看上去就是一个传奇。

　　重庆，这个距离海岸线2000公里的内陆城市，一夜之间竟成了亚洲甚至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NB)基地。

　　12月1日，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宏碁与重庆市政府签约：在渝建立其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及其中国第二营运总部。这也是宏碁全球战略布局的唯一一个复合型基地。

　　半年前，宏碁开始与重庆市政府洽谈合作事宜，并多次派遣工作小组到重庆实地考察。经过审慎周详的评估，终于作出落户重庆的决定。

　　“未来2-3年内，我们准备将大部分笔记本的制造和运营放在重庆。”宏碁CEO兰奇表示。按照计划，宏碁重庆运营中心拟在1月启用，明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这是继惠普之后，又一全球笔记本电脑巨头布局重庆。两家企业在重庆的笔记本电脑初期产量合计将超过1亿台，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重庆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表示，这或将成就重庆在未来全球笔记本电脑产业版图中的霸主地位。

　　事实上，重庆已成全球IT业的钟情之地，紧随惠普、宏碁，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一批笔记本电脑代工巨头已汇聚重庆，上百家配套企业亦蜂拥而至。

　　然而奇迹的是，笔记本电脑产业在重庆原本是空白。这个万亿的工业系统是如何在无中生有中快速开创的？重庆进行了怎样的探索和创新？

　　从惠普开始

　　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业故事，一切得从惠普开始。重庆市长黄奇帆已在多个场合披露了惠普前来重庆投资的细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重庆市政府在进行经济调研时发现，全球从原材料工业到装备工业，到一般消费品电子产业，市场几乎都萎缩了30%-40%，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

　　究其原因，原来是失业率暴增，很多人失业后在家玩电脑了。黄奇帆认为这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另一种“口红效应”：每当经济不景气，人们的消费就会转向购买廉价商品，而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

　　失业男人不涂口红，但他们玩起了价格并不高的笔记本电脑，窝在家里上网。这是一个商业机会。

　　重庆押宝笔记本电脑产业。招商的目光自然盯准了全球笔记本电脑老大惠普。此时，惠普正在全球选点增产，印度、马来西亚、印尼，以及中国一些城市都进入候选名单。

　　而对于一个没有多少IT产业基础的内陆城市，重庆起初并没有引起惠普的兴趣。

　　2008年5月12日，黄奇帆一行六人启程前往美国，开启了对重庆而言那场有历史意义的谈判。

　　让惠普方面并没有料想到的是，重庆此次招商有一些不同寻常。在惠普总部与其总裁会面时，黄奇帆提出：当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约1.6亿台，到2011年、2012年可能会达到3.2亿或3.5亿台。惠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四分之一份额，意味着未来有4000万台增量。对于这些新增的产量，你们是放在中国沿海就地扩张呢，还是有新的布局？

　　黄奇帆建议惠普将增量放到重庆去。惠普随之抛出了物流问题。对此，黄奇帆显然是有备而去，“重庆是老工业基地，人才比较集中，我们有能力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

　　这个方案征服了惠普的老总。惠普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

　　从美国回到重庆之后，2009年2月，黄奇帆再次出发，目的地是台湾。他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全球代工巨头富士康。

　　这一次，重庆方面再次抛出了与众不同的谈判思路。“我进他（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富士康过去做了很多零部件加工，但没有做一台整机。”黄奇帆说，如果富士康到重庆，将可以获得l500万台的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条件则是必须把零部件厂商带过来，零部件基地要搬过来。

　　这一提法立马吊起了郭台铭的胃口，当即就把十几个部室主任和四个副总裁一起叫来参与会谈。原本只有半个小时的见面，最后被延长至三个半小时，合作意向基本敲定。

　　2009年8月4日，重庆市政府在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先后与惠普、富士康科技集团签订重大项目落户协议。两大项目分别为“惠普（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它们实际是一个上下游组合项目，总投资30亿美元，落户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占地10平方公里，由富士康承接惠普的订单代工，生产面向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的笔记本电脑。

　　“母鸡带小鸡”

　　惊喜接踵而至。2009年12月26日，台湾笔记本电脑代工厂英业达应约而来，一座年产约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工厂落户重庆。

　　而富士康在重庆的大动作，也让全球笔记本电脑代工的第一品牌—广达有如芒刺在背，立刻组织了个五人小组考察团到重庆考察。经过艰难的谈判，2009年最后一天，重庆收到广达方面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广达正式表态：落子重庆。

　　几家龙头代工企业不可能独立生存，必须有生产配套产品的企业为其服务。于是，更多的配套商闻风而动，开始在重庆寻找着适合自己的落脚点。“这就好比母鸡过来了，小鸡必须要过来。”重庆璧山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部副部长杨罡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来自重庆市经信委的消息称，截至目前，该市已经招揽到全球300多家笔记本电脑零部件大型厂商中的一半落户，其中签订正式协议已有110户，投资总额257亿元人民币，达产后预计年产值460亿元，另有70户已经签署意向性协议。

　　重庆市今年已完成40%的零部件本地化，按现有的进度，预计2011年就可以完成70%-80％的零部件本地化目标。

　　而另一个全球笔记本电脑巨头宏碁的进驻，毫无疑问地确立了重庆难以撼动的笔记本电脑产业聚集能力，更多的代工企业和零部件配套商将涌进重庆。

　　11月10日，宏碁已率领众多配套商抵渝，用三天时间完成了首轮商机考察。重庆官方至今尚未批露来渝参加考察的宏碁代工商和配套商名单。但重庆市知情人士称，该考察团不乏仁宝、纬创等代工巨头的身影。

　　宏碁称将投资1.5亿美元在重庆设运营中心。宏碁CEO兰奇称之所以选择落户重庆，“是因为它提供充足的扩张空间，还有稳定的劳力供应，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用工短缺。它同时也与欧洲和中国南部有很好的交通设施。”

　　“宏碁在重庆基地的最初年产能将达4000万台。”重庆市经信委负责人称，以笔记本电脑行业20%的增长率计算，至2015年，乐观估计该公司在渝的出货量将达到1亿台左右。

　　以上负责人还表示，如果惠普在渝基地能顺应当地政府期望，在2015年达到8000万到1亿台的产能，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时，重庆市的笔记本电脑产能将有望增至2亿台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

　　据测算，年产1亿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产值大致可达到万亿元人民币，这将超过重庆市现有的工业总产值。

　　黄奇帆认为，目前中国年产笔记本9000万台，但基本都在沿海地区生产，重庆突破在内地没有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格局后，亦有利于平衡该产业在东西部的差距。

　　那么，重庆如何承接笔记本电脑巨型项目？该市已规划打造“一区十园七基地”笔记本电脑产业配套体系及产业集群。

　　一区是指整机装配区，以西永微电子园为主体，发展整机、显示器、连接线、芯片等产品；十园则是专业配套园区，例如外围设备产业园、显示产业园等，分别位于江北区等10个区县；七基地全是原材料供应基地，其中包括南川的铝材供应基地、綦江园区的铜材供应基地、万盛的镁材供应基地、晏家工业园的钢铁供应基地等。

　　模式创新

　　重庆能把惠普、宏碁、富士康等IT巨头成功拉来投资，黄奇帆将其归功于模式的胜利，这个模式他称之为“垂直整合一体化”。

　　这是重庆市政府抛出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不仅仅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

　　在黄奇帆看来，过去的笔记本电脑生产是水平分工模式，电脑厂商搞设计、销售，台湾代工厂商搞整机组装，东南亚、中国沿海做零件制造，因此需要把加工点设在沿海以方便运输。

　　但这种原料和销售“两头在外”的传统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黄奇帆表示，重庆地处内陆，四面环山，若采用沿海水平分工模式，不管其要素成本多么低廉，税收政策多么优惠，进项物流成本在该模式下肯定比不过沿海地区。

　　重庆要发展笔记本电脑产业，须创新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一个笔记本电脑有一千多个零部件，如果实现本地化就没有航空运费，几乎等于零距离。现在的世界谁拥有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基地，谁就站在世界供应的高地上。”黄奇帆说，重庆“笔电”基地是整机加零部件的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机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基地。

　　另一方面，重庆市则大力发展物流产业，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重庆正在打造连接“一江（长江）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全球性商业中转枢纽。

　　这是一场经过精心谋划的战役。为与世界主要航空枢纽机场跑道规格接轨，重庆江北机场将第二跑道在原设计基础上增加了400米，使得波音747-400型货机可以从重庆不经停满载飞往欧美地区。“因为一次重大项目的引进推动基础设施设计的改变，这在重庆还是第一次。”沐华平说。

　　同时，铁道部已批准开通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运时缩短一半，货物运抵欧洲比从长三角出发还快两天，且运费相当。

　　此外，欧亚大陆桥南线的打通是重庆的另一筹码。这条线是重庆到新疆，然后通过新疆到阿拉山口，再到欧洲。在铁道部和海关总署支持下，该线由中铁集装箱公司和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公司联营。目前三国海关已签署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

　　现在从重庆到欧洲坐火车只要12天。而目前从上海走海运去欧洲，大约需36天。从这个意义上看，重庆反而比沿海离欧洲更近。

　　毋庸置疑，重庆创新了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分析人士认为，这很大程度亦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

　　其中包括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中国海关还创新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实现了“一次报关、一次申请、一次验放”，让内陆保税港区和沿海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重庆促使惠普将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至当地，也有赖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重庆独家试点开设离岸账户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

　　“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做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会带来100多亿GDP和效益。”黄奇帆表示，今后两年争取再吸引两三家企业增加结算业务，使重庆形成约3000亿美元的结算额，“全国有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重庆结算量就占到1/3，将真正成为我国内陆的国际结算中心”。

　　在黄奇帆看来，创新的模式让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此时，高端研发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这里时，附加值高端也有了。

　　他并不担心经验被沿海复制。沿海也可以将零部件和原材料集成整合，但当物流成本打平以后，加工成本就起决定作用了。“内地油电煤运输的成本低，加工成本也比较低，我们仍有竞争优势。”黄奇帆坚信重庆的模式西部是可以学的，“按照这个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

　　深圳“保四”

　　本报记者 华克涧 实习生 罗晶 朱乔俣 发自深圳

　　“深圳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国内大中城市第四位难度较大。”深圳市长许勤在11月24日举行的深圳市委全会上坦言。此前，各地GDP统计数据出炉，前三季度经济总量苏州暂超深圳。

　　“这一点都不影响我对深圳的喜爱，深圳的高科技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以GDP为标准的发展策略已经过时了。”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要在几年前，又会引发一场抛弃与唱衰的论战，沸沸扬扬。但如今，一片安静，这坦然和这安静，似乎都在意料之中。”深圳新闻网评论员申思行指出。

　　随后，在深圳市第五届五次全会上通过的《中共深圳市委关于制定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圳将未来五年的GDP增速目标由“十一五”规划的13%调整为10%。

　　苏州赶超深圳

　　“蝉联第四”再次被打破，深圳被苏州赶超了，到底是怎么超过的？

　　“早在2004年左右的时候，苏州就打出口号要超过深圳，它确实做到了，但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深圳综合开发院副院长郭万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00年，深圳的GDP达到1665.47亿元，深圳经济总量在国内各大城市GDP排名中列位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苏州排名第五。此后，除苏州2004年一度赶超外，深圳长期稳坐第四把交椅。

　　而来自国家权威数据表明，2010年前三季度苏州实现GDP 6798.05亿元，同比增长13.5%，紧随广州之后，而深圳前三季度GDP为6722.03亿元，同比增长11.8%。具体对比深、苏两地数据可发现，前三季度苏州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发展迅猛，达到了2652.7亿元，而深圳仅为1257.32亿元，不到苏州的一半。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方面，深圳的固定资产增速为12.2%，而苏州则达到了19.3%。

　　其中，基础建设投资额上，深圳超过了苏州，而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工业投资和第三产业的投资上，苏州的优势则相当明显。前三季度，深圳的工业投资仅为299.72亿元，同比增长15.7%，而苏州的工业投资则达到1139.9亿元，是深圳的近4倍，同比增长19.8%，显示出较大差距。

　　不仅如此，近年来因为滨海新区建设而飞速发展的天津亦让深圳感受到了压力。去年天津实现GDP达7500.8亿元，增长16.5%，而今年前三季度实现GDP 6448.59亿元，增速达17.9%。

　　土地难以为继

　　深圳自身，又该如何为这个成绩做个交代呢？

　　许勤市长曾指出，深圳经济发展面临几大问题，其中就包括投资规模与速度乏力尤为突出。郭万达认为这和深圳本身薄弱的工业基础和不顺畅的投融资体系有关。“加之国有企业比较少，深圳企业的社会效益带动还不足。”他向时代周报提到，在同样年轻的新加坡，国有企业在经济腾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深圳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为2.45%，但投资占全国比重不到1%，与其他城市相比，在投资规模和速度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七位，投资增速居第五位，低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速。要完成今年全年1931亿的投资目标，意味着11、12两个月每月投资额度将达到240亿，这不是个轻松的活。

　　郭万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苏州超过深圳主要是在固定资产投资部分，这说明深圳不是靠大兴基建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而由于今年深圳正在从金融风暴中恢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经济低迷，深圳面临的GDP压力确实很大。他认为，长三角多是靠大项目、大产业来推动，相比起来，深圳的产业则一直是以民间力量为主体，是通过市场来推动的，因此深圳的产业基础更成熟，经济发展模式更具可持续性。

　　许勤市长却认为，一方面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投资比重较大，社会投资活力不足；此外，在国家房地产政策调控、深圳新增土地供应受限、保障性住房和城市更新进展较慢等因素影响下，今年前10个月深圳房地产投资仅增长6%，与去年相比增速大幅回落。

　　深圳还有个软肋：有限土地面积。《证券时报》评论员黄小鹏表示，在各大城市的GDP总量增长主要靠投资、外延式规模扩张的背景下，地少的深圳可谓“难以为继”。让这一困境雪上加霜的是，深圳没有苏州、天津那样广阔的腹地，150公里以外的省会广州，对周边城市的带动效益也远不如北京、上海。黄小鹏指出，深圳无法用外延扩张的模式继续获得高速发展。几年后，深圳与上海、北京、广州的差距是无法避免的，被苏州、天津赶超，也一点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不保四，保什么

　　深圳前市委书记李鸿忠曾提出“三个舍得”，“两个不惜”：舍得投入,舍得时间，舍得声誉。不惜发展速度暂时降下来，不惜放弃一些东西。说白了就是舍得暂时的表面的政绩。近年来，深圳确实淡化了不少“深圳速度”的符号。

　　“不要太把速度当回事，超就超了，深圳可以通过转型、新的增长点和投资来发展。能快则快，最重要是保证效益。”郭万达进一步指出，深圳发展还有空间，现在GDP总量不保第四，和转型也有关系。现在来看，深圳四大支柱产业占GDP60%，结构开始优化发展，单位能耗也较低，这都是深圳的优势。

　　广东省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邱俊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只是深圳，广东目前宁肯牺牲一点发展速度，也要实现转变发展模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深圳的发展，其实就是在实践广东省“文化大省”的方向以及“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黄小鹏指出，GDP总量排名，对于深圳来说已无意义，日后看重的，应当是“人均GDP的高增长和人均福利”。深圳新闻网评论员申思行也认为：“一旦‘保四’失败，深圳必须放下包袱，输得起过去，赢得起未来。就算保不住GDP‘老四’，也要争得到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的‘一哥’。”

(责任编辑：林丰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