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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回来了。

这是这个节目上线的第七年，首发阵容上的名字写着：刘欢，齐豫，杨坤，吴青峰，逃跑计划，张芯，还有一位仍未被公布的“神秘嘉宾”。

一位乐评人在公布的时候对邦哥长叹了一声，他说：“就算是这样没什么看头的阵容，《歌手》也已经是如今最有看头的音乐综艺了。”语间不乏悲哀，甚至掺杂着几分怅惘的茫然。

在开播的七年里，从《我是歌手》到《歌手》，湖南卫视的这台节目，成为了每年年初大陆音乐圈的“定番”盛事。乐评人们纷纷从幕后走向台前，乐迷们在两个月的赛程里四方征战，普通观众们也总能从中获得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

利益推动着资本，需求引领着人民，而市场所要做的，是将这两条曲线撮合在一起。然而回顾整个大陆音乐真人秀的历史，如果从2005年《超级女声》的启蒙算起，产业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三个年头。在“先天不足”而只能“后天畸形”的大陆音乐文化产业里，《歌手》和以其为代表的音乐真人秀，似乎并未成为救世主，而只是将自己困在了历史的轮回之中……

大陆流行音乐的启蒙，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人总在各式各样的领域，上演着“三年走别人十年的路”，“十年走别人百年的路”，这样看上去充满着“鸡血”的戏码。音乐产业也不例外。

但所有的历史进程，自有其发展的规律。走得太快，很难保证不扯着点什么。

世界流行音乐公认的“起点”，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其核心标识是“将音乐作品作为商品进行传播”。换言之， 流行音乐准确的概念应为商品音乐，是指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

从十九世纪工业文明的兴起，到南北战争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工业革命”的局中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形成一整套以“唱片工业”为核心的完整的音乐产业。但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与温饱线下挣扎得太久，大陆的流行音乐显然没有这个时间。

大陆流行音乐的启蒙时期，已经是“电视时代”。起步晚，人口基数大，普及率低，时代和经济实力限制了人民的消费观念……瘸着腿上路的大陆流行乐，传播的主要途径不是唱片，而是电视。于是诞生了一大批活在电视剧OST里的乐坛“中流砥柱”，以及通过春晚等演出途径，一首歌吃遍天的“时代歌手”。

但需求的爆发，毫无疑问是激烈的。随着经济水平的突飞猛进，大陆人民对于流行音乐日益增长的渴求、对于自主选择权的强烈欲望，与电视、互联网的时代浪潮交汇，终于成就了大陆音乐真人秀的起点。

一档足以载入史册真人秀节目，《超级女声》，横空出世。

《超级女声》在2004年横空出世，张含韵唱着“酸酸甜甜就是我”，让素人选秀的概念，第一次走进千家万户。“05三强”则让剧情走向了巅峰，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们，带领我们开启了大陆音乐真人秀名副其实的“素人时代”。 

对于很多如今的观众来说，13年前的《超级女声》究竟有过怎样全民狂欢的盛况，几乎是无法想象的。那是鸿蒙初开年代才会有的万人空巷，在选择过剩的今天，早就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些出身于素人时代的歌手和音乐人大多出身学生，参加过为数不多的一些比赛，其中也颇有几个在小圈子里业已成名的驻场歌手或校园名人。

“草根”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词，成千上万人走上过街头，为那几个舞台之上的素人游行拉票；你所能见到的所有报纸，无论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这样的顶尖官媒，还是普通的各地各背景的其他纸媒，都在开辟整版整版的版面，对节目引发的社会现象进行解析和报道。

文化圈、体育圈，乃至音乐圈本身的业内大佬们，都纷纷出面“站队”，自称“粉丝”，甚至公开在节目中就此辩论；手机短信投票的方式，让诸多有经济实力的粉丝成箱成箱地往家里搬“电话卡”，而没有经济实力的粉丝，则纷纷撰写文章，举办上街拉票活动。一场比赛结束，不管唱的是什么歌，都会在第二天迅速登上彩铃和各大音乐平台的“下载榜”前列，诸多歌手的歌曲通过几个素人女生的演唱重新翻红。各大唱片公司为了分一杯羹明争暗斗打得不可开交……

“全民普选”的概念，极大地刺激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普通民众，让一场娱乐活动，演变为一场全民狂欢。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上下大环境的制约之下，这场从“音乐真人秀”向“社会活动”发展的节目，迅速的迎来了自己在商业上的衰败。

从2005年到2013年，素人选秀节目发掘了包括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尚雯婕、谭维维、陈楚生、张杰、王铮亮、郁可唯、刘惜君、曾轶可、华晨宇、薛之谦等在内的诸多歌手及音乐人，他们在后来的十年里，携手撑起了华语乐坛大陆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

然而，大陆音乐的商业化，却再度止步不前。

任何一个产业，都是从粗放向精细发展的。当素人不再能满足观众的欣赏水平，刺激“商业”的神经，资本却仍旧急切地渴求着新的增长与突破……2012年，《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了。

大陆音乐真人秀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素人选秀”时代之后，终于走向了“精英时代”的时代。

同样是选秀，《中国好声音》的素人，被很多业内人士称为“伪素人”。在素人时代，参赛选手们的年龄层大多停留在学生时代，音乐技术能力大多不是很强，偶有强者如张靓颖，即使在真正的专业人士看来技术上仍存诸多硬伤，但其与别的选手的实力差距，也能在只看热闹的普通观众眼中，被放大到“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来。

但好声音的选手们，在看似素人的外形之下，则有着与外形不相匹配的成熟技艺，因此这个时代，人民提起最多的一个词，叫做“唱功”。

节目成功的背后，其实是全民音乐教育久旱多年，必然迎来的一场“技术主义”爆发。用一位乐评人的话说：人们在目所能及的荒漠中行走久了，看到荒漠尽头茂密繁盛的森林草原，怎么可能会不激动？

但回归现代流行乐的本质，我们说过——流行音乐准确的概念应为商品音乐，是指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精英时代的所谓“民间高手”，参加节目时被称为怀才不遇的“乐坛遗珠”，背后的真相却是早已被物竞天择过的“商业弃儿”。

因此，好声音举办后的七年之间，曾经惊艳过观众的诸多名字，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河流里。相比素人时代涌现的大量音乐人和歌手，精英时代能够再次让我们提起的名字要少了很多。

这些被资本和电视台自娱自乐式选出的“音乐精英”，面对被狂热粉丝抬上去的“民选偶像”，或许能竞争一下音乐价值，却总归拼不过商业价值。邦哥在采访一位选秀节目制片人的时候，对方掰着手指头给我们细数了还有消息的好声音选手，最后他说：“大概混的最好的就是张碧晨了，但张碧晨本来就曾经是韩国女团的成员，她早就被商业选择过。”

在选手本身成为商业弃儿之外，更要命的是，民间高手的“储备”，显然不如素人来得多。造血能力的缺失之下，“高手”很快不够用了。于是急需新的增长点的资本，助推市场开始了新一轮的升级——将真正成名的巨星们拉入了战局。

这就是《歌手》所开启的时代。

然而，这样日渐升级的“竞技模式”，对于音乐教育的普及以及大众品味的提升，或许有其积极意义，但于整个音乐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言，更像是一种被逼无奈之下的饮鸩止渴。

从素人时代，到精英时代，再到巨星时代，大陆音乐真人秀正在一遍一遍的重蹈覆辙。有限的商业回报，过快的资源枯竭，音乐与商业之间的无法衔接，似乎成为了产业永恒的梦魇。

十三年前，大陆没有唱片工业；十三年后，大陆仍然没有唱片工业。

十三年前，没有唱片工业的大陆流行音乐想出了“电视真人秀”的法子，试图自救于水火之间；十三年后，音乐真人秀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大陆流行乐与冲入其间的资本，又当何去何从？

如果有人问邦哥，这十三年来，大陆的音乐真人秀是否成功，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真人秀节目出身的年轻歌手，几乎撑起了这十年间整个大陆流行乐的半边天。曾经素人出身的李宇春、张靓颖、尚雯婕、华晨宇们，已经成为评委，成为“巨星时代”的主角。

然而，这种现象本身，则又是一种“畸形”。在音乐文化产业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美日韩，这样的歌手构成比例，几乎是不可理喻的。

理想的音乐产业链，应当是“人民对于美好音乐的需求——因需求而产生的音乐教育——因教育而孕育出的好的音乐人——好的音乐人依托唱片公司/网络平台做出优秀的音乐作品——听众为优秀作品买单形成唱片市场——市场反哺上游提升教育和制作水平，形成良性循环——良性循环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价值，形成体系成熟的音乐文化产业”。

然而，因为缺乏为作品保驾护航的版权体系和版税制度，大陆音乐市场从核心上就断了链，反而造成了“作品无法盈利——创作水平停滞——市场固步自封”的恶性循环。在恶劣的商业环境之下，资本不得不依靠音乐真人秀及其衍生产业来刺激市场，可音乐水平的缺失，使得产业出现了严重的“造血能力”不足，反而成为了音乐真人秀的紧箍咒，将它永远困在了历史的轮回中。

看似耀眼的真人秀产业最大的掣肘，在于其核心不是作品，是人设，是各种贴上了偶像、唱将、天籁标签而明码标价的人设。它的利益源泉不是音乐作品自身，而是人设所带来的巨大流量。于是，音乐的衍生产业成为生存的基础，而做音乐本身却只是赔本卖吆喝。

大陆音乐真人秀的复兴，必须以整个大陆音乐市场的复兴为基础，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歌手》的回归中，开始无限强调“原创”的力量，节目组说，我们要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参与歌手都有原创能力。

在《歌手》之前，也曾有强调原创的节目出现，如《中国新歌曲》，也如《中国有嘻哈》。然而前者同样湮灭于恶性循环后商业上的不可持续，挣扎间无法突破宿命的束缚；后者则因其“狂妄”的底色，Born to die。

中国的音乐人，与中国的电视人，仍在共同探讨着如何在困境中，一点点建立起良性且成体系的音乐文化产业。更多的音乐人在挺身而出，更多的平台，同样在为了自身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而做出努力。或许到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也就终于不再需要这些喧嚣里的真人秀，来为市场打一管鸡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