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电信诈骗”这四个字痛扎人心，有多少人被电信诈骗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近几年，银行、运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起来采取多种手段（延迟转账到账时间、转账限额、手机卡实名制等），尽管遏制了犯罪蔓延，但2018年依旧爆出升级版电信诈骗。其实电信诈骗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全球经济与通讯一体化带来的必然产物。

越来越便捷的通讯与经济往来方式，使得这类犯罪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趋势。那么，电信诈骗为何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风险低，收益高，不与被害人发生直接的接触，追查难，判刑轻”。纵观过去接近二十年的国内电信诈骗发展路径，其轨迹可以描述为：台湾起源—>本土势力崛起–>境外扩散—>而后外籍势力渗入。

电信诈骗起源台湾

电信诈骗，最早于上世纪90年代在台湾出现。当时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发放传单和使用“王八卡”电话（冒名申请的电话卡）的方式，声称受害人中刮刮乐和赌马等大奖，但在领奖前必须先寄出一定额度的税金。在被害人汇出第一笔钱后，诈骗集团再以律师费、手续费、公证费等名目，一次又一次要求被害人汇钱，直到被害人醒悟或钱财被榨干为止。由于电信诈骗的成功率较高，且不劳而获的金额相对较大，因此很快就成为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犯罪形式之一。大批不良分子、甚至是曾经拥有良好工作的人都纷纷加入。

2001年前后台湾一吴姓犯罪分子便“发明”了以退税的方式进行诈骗。据称，此人从事诈骗前，曾在台湾嘉义县担任县议员，其手下有10套人马，这些人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绩效考核，并实行奖惩制度。不仅以诈骗所得核定业绩，而且定期组团前往东南亚度假胜地进行检讨总结。此人曾吹嘘，最好赚的时候一周便进账8000万元（新台币）。民进党上台以后，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对台湾社会治理束手无策，致使电信诈骗达至疯狂。据台湾警务部门统计，1999年台湾岛内诈骗案件数4262件，2000年即增加到7000件，2005年更是猛增至4.3万件，诈骗金额也由1999年的12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85.9亿元。

（图片来源于网络）

电信诈骗在岛内引发天怒人怨后，台湾当局的打击力度有所加大。在台湾当局的打击下，台湾诈骗集团开始“产业外移”。

2002年前后，台湾移动电话业务在福建建立信号台。由于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可以接收到台湾的移动电话信号，并且两岸迟迟没有建立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团伙找到了“新路线”。他们利用两岸没有司法互助条款的空档，将诈骗基地转移至福建福州，福州成为台湾籍诈骗集团的第一个集散地，继续利用“王八卡”对台湾民众进行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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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时候，台湾人到大陆开窝点主要是为了骗台湾人。第一批来到大陆的台湾诈骗集团为了节约成本，雇佣了有语言优势的福建安溪人充当打电话、取钱的马仔。这些集团在大陆一般以台商公司名义运作，一个“公司“一般有雇员四十余人，内部管理严密，层级分明。除少数主管外，基层人员都采取军事化管理措施，严格限制外出。这些基层人员在实际操作电话行骗前，都会接受“公司“内部的严格培训，每人都要熟记工作话术后才能上岗操作。公司每天都要召开检讨会议，对每一套剧本和话术、每一个“客户”的反应都要经过斟酌并优化，其版本迭代速度和执行力堪比现在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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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台湾检警才抓到一批台籍电信诈骗犯，并从他们口中得知福州有一条街的台商都在暗地里从事电信诈骗行业。这里每日每夜灯火通明，基层员工高达两千人以上，每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台湾本地居民因受骗太多已经很少上当。而此时台湾籍诈骗团伙脑袋才转过弯来，发现自己之前是多么傻，跑到大陆来居然只骗台湾人，而忘了自己身后的大陆才是个巨大的市场。于是台湾骗子们将对象锁定在中国大陆地区，毕竟这里有同文同种的庞大人口基数，是比台湾更大的肥羊。因为台湾人的口音破绽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因此在台湾诈骗集团转向中国大陆行骗时招收了更多大陆本土人员（这也为后续本土势力崛起埋下了伏笔）。

如此便形成了严密的三级诈骗手法：

一级骗子最基层，通常是资历较浅的新手，他们是民众一般接到诈骗电话后第一个交谈的对象；

二级骗子经验丰富，主要负责在有人上钩之后，出面扮演具体的角色，例如公安民警或银行主管，加深受害人的信任感和危机感；

当受害人对二级骗子深信不疑后，最资深的三级骗子就会登场，对受害人下达转移金钱的具体指令。

电信诈骗本土势力崛起 #p#分页标题#e#

台湾人在福建开设窝点既骗大陆人又骗台湾人，原本给台湾人充当打手的安溪人觉得为何不自己单干呢？于是，中国本土籍最早的电信诈骗团伙在2002年前后出现，手法完全翻版台湾。有了犯罪团伙，警方必然要打击，随着警方对安溪地区的重点整治，安溪籍诈骗团伙又逃到深圳。当时的深圳，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人鱼龙混杂。很快电信诈骗的手段像病毒一样扩散至全国，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如湖南娄底、福建安溪、广东电白等等，且每个地区的诈骗手法又各有特色。不过，大陆本土与台湾电信诈骗集团有者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台湾电信诈骗的产业化程度很高，从话务组到资金组，诈骗的各个环节都有专人承担。各个组之间互不联系，打掉其中一个组对犯罪集团而言根本没关系，很快一个全新的组重新组建起来，所以打击起来非常难，往往抓到的只能是马仔。大陆本土籍诈骗集团则多是原始操作，呈现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因此往往抓到一个就能端掉一个犯罪集团。但最近几年开始，大陆本土籍犯罪集团也开始出现台湾籍犯罪集团公司运营的雏形，而且开始往境外转移窝点。

在大陆本土电信诈骗崛起期间，各种欺诈剧本轮番上演：

1、2002年前后 “脑溢血”“车祸”骗术蔓延

这一时期诈骗分子主要操作的是“脑溢血”诈骗案。诈骗人员通常在各大车站收集旅客手机信息，然后冒充医务人员，打电话谎称外出人员在异地患脑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车祸，哄骗其家属将所谓 “手术费”“医疗费”汇入指定账号，少则几千、多则十余万元。

2003年5月26日，在广州做玉器生意的郑剑花突然接到福建老家打来的电话，告知其父亲在火车上突患脑溢血，急需救治。她按对方留下的号码，与“主治医师”和“院长”取得联系，对方以病情的变化两次要求汇款，她汇去13.9万元。当天13时许，郑剑花被要求再付10万元。有所察觉的她当即致电医院查询，获悉并没有类似病人，才确知受骗。

2、2010年前 “中奖”、“重金求子”利诱

2002年到2010年间，电信诈骗猖獗，但技术含量普遍不高，最寻常的诈骗方式还是画饼利诱，作案人巧妙地利用人对利欲的渴求实施诈骗。

2009年，浙江省龙泉市龙塘村的瞿清菊收到一封中奖信，奖区显示她中了价值29万元的丰田轿车。瞿清菊赶紧按信上电话联系兑奖办公室，对方“证实”她中了奖，但要兑奖得先交6万元所得税和公证费。由于瞿清菊多了个心眼去邮局询问，才没被骗到。

27岁的李树芳是江西余干县石溪村人，她因从事“重金求子”诈骗被警方抓捕。“重金求子”作案人声称自己是富婆，丈夫年龄太大或无生育能力，急需找一名健康男士帮其怀孕，诱饵是成功后的重金酬谢。一旦有人“上钩”，作案人会设计“诚意费”等环节让受害人不断打钱。

3、2010年起打着“公检法”等旗号行骗

2010年以后，电信诈骗案在原有作案手法的基础上手段翻新。

最初，犯罪分子以电话或银行卡欠费、法院传票、车辆违章、异地电话卡欠费等为由头，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称事主身份信息被盗用，且涉嫌洗钱、涉黑和诈骗等犯罪，要求对事主的银行账户进行处理，从而对事主进行诈骗。之后，还有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社保部门工作人员，编造银行卡透支要还款、有社保金领取等虚假信息行骗。

2015年12月20日，贵州都匀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局财务主管兼出纳杨某接到“上海松江公安分局何群警官”的电话，对方称其信用卡存在问题。在“何警官”诱导下，又有自称“孙检察官”和“杨检察长”的人联系他。指示他登录虚假的“检察院”网站，并故意让他看到虚假“电子通缉令”，使他坚信自己涉嫌“犯罪”。并指令他下载软件配合“清查”，直至单位的1.17亿元资金全被转走才发觉被骗。

4、2012年后网络诈骗频发

随着网络、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诈骗开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犯罪分子通过钓鱼网站、伪基站、盗取QQ微信等方式进行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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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上海市民谢老伯曾在某购物网站订购了两个拉杆箱，随后接到了一名自称箱包店老板的电话。“老板”以谢老伯所购买商品缺货为由，向其发送了一条网站链接，请他进行退货操作。谢老伯按对方提示输入了自己银行卡号以及支付宝密码后，这些信息就被骗子窃取到了。此后，骗子将他银行卡内的86万余元存款悉数转至理财账户内。

5、2015年起借大数据精准诈骗

大数据时代，通过互联网，骗子可精准地找到被骗者的姓名、性别、家庭住址、职业、爱好乃至最近关注的事物、当前的状态。山东的“徐玉玉被骗死案”及北京的“清华老师被骗千万案”即是如此，骗子知道徐玉玉申请助学金的情况，骗子也知道大学老师进行过房产交易。

李女士是武汉一家公司的会计，2016年5月6日下午，“总经理”加她微信，将她拉进一个群。群成员中公司领导和同事的名称、头像都正常。“董事长”在群中说他在外地开会，不要打他电话。“董事长”要李女士联系“蒋总”，并称合同保证金已打到了他个人账户。但李女士联系时“蒋总”称合同有出入，要求把款项退给他。“董事长”让李女士从公司账上转85万到对方账户，并称“晚点再把款补回公司”。李女士全盘照做。下午5点左右，李女士走出办公室，发现真正的董事长正在隔壁办公。

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粗略统计，从2011年起，大陆电信诈骗案的平均年增长率为70%以上。诈骗金额平均每年都在百亿人民币，2015年更是暴增至两百亿人民币以上，足见诈骗业之繁盛。

电信诈骗全球扩散

2009年4月，《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署，这才让气焰高涨的台湾诈骗集团稍微得到遏制。而国内也加大了各地电信诈骗打击力度，每年抓获大批涉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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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是籍着这一打击压力，逼台湾和大陆诈骗集团集体出走。他们开始在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建立新的诈骗基地，触角遍及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转战东南亚，就是利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壁垒，来达到逃避打击的目的。

诈骗集团首脑初建一个海外机房，大约要四十万到五十万人民币。首脑作为出资人，会一并将三十到四十人中层、基层人员，甚至煮饭的厨师都一并带出国。这些人因签证限制，一次出动通常只能滞留三个月左右。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通常会以出国旅行方式，团进团出，一旦返台便就地解散。等过一阵子后，再组织起来，更换潜伏的国家，重新“开业”，再诈骗三个月。

诈骗集团一般包括电话组和资金组，前者是根据事先策划好的骗局，专门负责通过短信、电话等手段迷惑受害者。后者专门负责资金拆分和街头提现，可以在最短几分钟内把骗到的钱掠走。而在东南亚，这种犯罪变得更加专业化、产业化。东南亚的犯罪团伙，往往是由数个独立运作的“公司”组成，比如电话组，就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他们专门从事打电话行骗这一环节，很可能同时承接好几个犯罪团伙的业务。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以至于省去了每次招募成员进行培训的环节。只要把事先写好的剧本给他们，他们就能立即操作。

同样，资金组也是如此。有些资金组最多时同时可能为10余个犯罪集团处理资金业务，还负责为国际赌球集团洗钱。由于各自独立，不同犯罪集团之间的成员是互不相识的，有联系的只是最上层的“老板”。比如，电话组今天开始工作了，他们一早通过网络电话，报给资金组10张银行卡，今天的所有骗到的钱都进入这10张卡，接到信用卡信息后，资金组立即开始全程监控，等待电话组通知。一旦对方发来信息，某卡进钱，资金组立刻开始操作账户，将钱拆分成数十个数额可以直接提现的账户里，同时通知街头负责取现的‘马仔’（又名车手）。这些‘马仔’每天带着一个大袋子开着车在街头转，取完钱后，根据指示，到指定地点，会有车来将钱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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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陆警方与东南亚各国合作打击犯罪的力度逐渐加强，使得诈骗集团又进一步向非洲、中东地区、和大洋洲，美洲等地扩展。凭借台湾“护照”可以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或地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入境的优势，目前全球流窜的电信诈骗集团还是以台湾人为主，且专业程度往往高出大陆本土诈骗集团好几个层次。他们在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土耳其等亚洲国家架设机房，甚至远赴欧洲希腊、非洲埃及、肯尼亚、南非，大洋洲斐济、澳洲。就连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多明尼加、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巴拉圭等国也都有台湾诈骗集团在当地架设电信机房，以跳接方式躲避查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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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要网络条件好、入出境审查不严格、生活成本低、治安混乱的国家，诈骗组织都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如病毒般蔓延到全球六大洲。

外籍电信诈骗势力入侵

外籍电信诈骗集团主要是西非裔，他们之前主要是针对英美等发达国家实施电信诈骗，通过邮箱植入木马和国际婚恋网站等方式作案。

以邮箱为例，一旦受害者不慎点开了犯罪者发送的邮件，电脑就会被植入木马。而犯罪分子会悄悄观察邮件往来，等出现了金钱信息，他们就会在受害者发出账号时将账号移花接木。

在欧美盛行数十年的“尼日利亚邮件骗局”

要不是因为语言障碍，西非裔的诈骗犯们可能早就“入侵”中国了。但目前在国际交友网站上，他们已经盯上了有经济实力又想“钓洋鬼子”的年轻女子，通俗点讲，就是“钓鱼者反被钓”。上海警方就曾接到过一名武汉籍女子报案，称被“阿拉伯酋长的儿子”骗光了所有钱财。从两岸联手共同打击犯罪以来，抓获的七千多名诈骗犯中有四千六百人是台湾人；全国的诈骗损失有50%落入台湾人为主的各个团伙手中；而诈骗金额在千万元以上大案更是几乎全部都是台湾犯罪集团作为。

为何电信诈骗台湾最强 第一：台湾诈骗历史悠久

从1990年开始，电信诈骗就在台湾出现，有“假退税”、“假中奖”、“假绑架”、“假警察”、“假银行专员”等等一系列剧本演进。而大陆的电信诈骗第一案直到2002前后年才在安溪展露头脚，整整晚了10几年，手法也是完全从山寨台湾诈术开始。

第二：台湾地区所发护照免签国比较多

电信诈骗必须要以语音通话或文字简讯的方式发送出去，因此必须要经常更换基地，以减少被追查到发信地点的可能。台湾人能免签远赴大量非洲、欧洲和大洋洲国家，对展开游击作战非常有利。

第三：诈骗业人才济济

台湾诈骗业比周边地区早发展10年，师傅一代早已传至徒子徒孙。关键技术如设置机房、转接网站、黑客读卡机等，都已酝酿为“可口可乐秘方”一般的独门绝技。师徒“教学相长”，由此才能犯下千万元以上的大案。

第四：拥有成熟发达的洗钱网络

台湾防洗钱法中，存在不完善之处，给犯罪嫌疑人有可乘之机。台湾地区台面上的热门洗钱方式包括：人头账户、国外汇款、亲属账户、支票、邮政礼券、偿还债务、无存单定存等7种。再加上银楼、地下汇款公司，以及买卖高价值商品等。

第五：台湾当局对于诈骗犯罪的量刑轻微

按照台湾地区法律规定，诈骗罪量刑为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或新台币五十万以下的处罚。而大陆则按照数额，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因此，台湾的诈骗分子不论在哪里被抓，只要遣送回台湾，常因判罚较轻，很快就能出来重操旧业。

第六：大陆民众、银行业者对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不够强 #p#分页标题#e#

台湾诈骗集团的目标跨越学生、退休老人、下岗职工等数个社会阶层。他们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最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因此成为最容易下手的对象。

这么多年来，电信诈骗手段花样不断翻新，“剧本”不断更换，但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 “账户”这个关键词——首先让你失去判断力，再弄走你“账户”里的钱。比如，最初的“猜猜我是谁”，是打电话让你猜自己是谁，无论你的答案是谁，他都会顺竿爬上，成为你可以信任的熟人，然后动你钱的脑筋。现在的“猜猜我是谁”，则有了“网络变种”：破解别人的QQ号，下载别人的视频资料，向对方的好友行骗或者直接种植木马远程操控被害人账户。所以我们要牢记一句话：“接到来历不明电话，不管对方自称是什么，只要谈到钱、账户，马上挂断电话”。